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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义运动”的幽灵
2016年07月07日 08:42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 作者:汪晖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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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注释:本文原为作者为王静所著《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写的序言,经作者同意,发表时有所改动。

 

  幽灵是一个神秘的、难以捉摸的东西,但马克思却用它来描述正在生成的、现实的运动。幽灵无处不在,但同时也被“光明”所压抑。在南亚,“毛泽东主义运动”就是这样一个无处不在、却很少被言说的幽灵,它的力量时时突破媒体的封锁,在一些边角的消息中显露出与众不同的形象。

  一、金融化资本主义时代的“毛主义运动”

  1989年-1991年苏东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标志着19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以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为标志的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逐渐式微。在西方,这一转折被冠以“历史的终结”的名号。与之相匹配或相呼应的,则是“文明冲突论”的出现,后者将历史变迁的范式从意识形态的对峙修订为“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两个判断从不同的方面宣布了20世纪政治的终结——民族解放、国家与革命、土地改革、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道路等等从此成为不合时宜的命题。伴随这一“终结”的进程,资本的力量突破了主要由社会主义运动构成的屏障,进而对所有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进行重组和支配。在当前的金融化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的最为突出的形态是突破一切政治形式的差异,实现其重构新型等级制的全球主义“大业”。对于21世纪的资本主义而言,一党、多党、议会政治,以及在冷战时代尖锐对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已经不再是难以调和的政治形式,它们全部可以被驯服为同质性的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形态。在国际范围内,伴随冷战的“终结”和国际主义政治的退潮,“三个世界”的范畴日渐失去其政治含义,人们更习惯于在南北关系的范畴内将不同世界之间的政治对立解释为贫富差距。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标志的反资本主义运动虽声势浩大,但力量微弱;由于“三个世界”之间的政治差异的蜕变,这些发源于中心地区的反抗运动在其他地区的衍生产品政治面目并不一致,其中一些也常在不知不觉间被引入旧的冲突结构之中。在“历史终结”的氛围中,这些反抗运动对于20世纪激烈的政治斗争不屑一顾,在主流媒体的包围和渲染中,一些擅长各种最为进步说辞的领袖人物经常沦为虚假的“反抗者”,他们的功能更像是为金融化资本主义扫清20世纪残留的最后障碍物。

  也是在上述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以后“毛主义运动”在南美、西亚、东南亚和南亚的重新崛起,以及他们分别打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等旗帜,的确是一个“奇观”。之所以称之为“奇观”,主要包含两层意义:第一,1989年-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挫败为标志,各国共产党或瓦解、或更名、抑或蜕变为弱小的政治力量。在一些国家,由共产主义运动所催生的政治形态更从此与资本的各种形态融洽相处,甚至成为资本主义自我更新、跨越难以克服的危机的主要动力和制度保障。南亚“毛主义运动”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直接回应,但与发达国家的反抗运动不同,“毛主义运动”毫不迟疑地宣布他们与20世纪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的继承关系;他们致力于“解决第三世界的农民土地问题、民族解放问题、民主革命问题和经济发展问题”(王静:《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2页。)。对于“毛主义运动”而言,不但种姓制度、土地关系、民族独立等问题仍然构成斗争的中心问题,而且反帝反封建等20世纪的基本命题依旧是有效的政治语汇(需要说明的是:我对秘鲁、哥伦比亚、菲律宾、土耳其等地的运动没有多少了解。)。事实上,在“毛主义”旗帜下的运动难以一概而论,无论其理论形态、行动方式还是社会基础均存在重要的差异,很难等量齐观。第二,这些地区,尤其是南亚地区的“毛主义运动”之所以构成了“奇观”,也恰恰是由于当代思想和学术大多集中于观察全球化、中国崛起、金融危机及其应对策略等等,而其中即便是批判性的思想也相信20世纪已经终结,不再存在以革命的方式战胜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从阶级到民族,从独立自主到国际主义,无不成为反思和解构的对象。我们在当代思想的脉络中,几乎找不到“毛主义运动”的痕迹。在西方,如果没有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Roy)(印度知名女作家、社会运动人士及左派知识分子,《微物之神》(TheGodofSmallThings)的作者。)的文章,“毛主义运动”几乎就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毛主义运动”之为“奇观”,并非由于其罕见或规模弱小,而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在“历史终结论”的视野中观察我们置身的世界,即便对于许多明确拒绝“历史终结论”的人而言也是如此。事实上,“毛主义运动”的规模、持久程度、斗争的激烈性,都远在各种“占领运动”之上,其政治创新及其成功与失败均值得认真总结。“毛主义运动”与发生在中心地区和边缘区域的各种“占领运动”之间的差异,显示了全球化时代不同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高度不平衡,但这种不平衡不能简单地置于时间性的关系中加以把握,而应在一种共时性的全球局势中加以分析。正像20世纪的革命运动一样,“毛主义运动”经历了和平抗争、武装斗争、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实践与理论辩论展开路线斗争,在分裂与整合的过程中形成政治团结。与工农相结合,意味着不同社会阶层和阶级之间在革命运动中的相互转化,无论是出身底层的被压迫者,还是出身上层的精英人物(“毛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多半是出身贵族但却背叛了本阶级的反叛者),都在这一运动中经历了阵痛与转化。分裂、团结、再分裂、再团结,意味着这是一个结合实际进行自我转化的痛苦过程,一个需要淬炼出新的政治主体性的过程。所有这一切都很难在当代各种以城市中产阶级为核心的社会运动中找到对应物——这些运动通常短暂、碎裂,基于直观的利益和主流的价值,由于缺乏重造主体的过程(一种通过自己反对自己进而形成新的自我的过程)而不可能形成持久的社会斗争。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毛主义运动”从未像各种“占领运动”一样,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以致这些地区的生死斗争从未成为我们思考自己置身的世界的必要参照?为什么甚至对于留心和关注这场运动的人们而言,这些真实存在的运动也仍然让我们有一种“奇观”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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