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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中小学校园欺侮行为的防治策略
2014年10月13日 14:33 来源:《现代中小学教育》2014年3期 作者:谭新斌 罗建河 字号

内容摘要:近年来,国外学者为探索中小学校园欺侮行为的防治策略,从家校合作的层面、学校系统层面和个体层面开发了几种干预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家庭—学校治疗模式、PEACE干预体系和"Tell"策略。几种干预策略都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以为我国中小学校园欺侮行为的防治提供重要的参考。

关键词:国外;中小学;欺侮行为;干预;治理策略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谭新斌,罗建河,南昌大学教育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

  谭新斌(1976-),女,湖南耒阳人,硕士,助教;罗建河(1979-),男,湖北黄陂人,博士,教授。

  内容提要:近年来,国外学者为探索中小学校园欺侮行为的防治策略,从家校合作的层面、学校系统层面和个体层面开发了几种干预体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家庭—学校治疗模式、PEACE干预体系和"Tell"策略。几种干预策略都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以为我国中小学校园欺侮行为的防治提供重要的参考。

  关 键 词:国外 中小学 欺侮行为 干预 治理策略

  校园欺侮行为是学校教育中的一个痼疾,国内外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们一直都在探索着校园欺侮行为的治理策略。本文拟介绍几种国外新近开发的校园欺侮行为防治策略,为我国中小学校园欺侮行为的防治提供参考借鉴。

  一、家校合作的干预模式:家庭—学校治疗模式

  校园欺侮行为的家庭—学校治疗模式(Family and School Treatment Model)是由美国珀拉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巴特勒和普拉特教授(John L. Butler VI and Anna Lynn Platt)设计的,他们曾将这种治疗模式运用于多个家庭,证明治疗效果显著。家庭—学校治疗模式由三个阶段组成[1]:结构化改变(Structuring Change),改变故事(Changing the Story),巩固改变(Solidifying Change)。

  在阶段一中,治疗专家将与整个家庭成员会面,并使用联合(Joining)、边界标记(Boundary Marking)、打破平衡(Unbalancing)等结构性家庭疗法(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的技术。“联合”是结构性干预的第一步,目的是为了让治疗专家与治疗系统融合,以防止被家庭排斥,因此治疗专家要充分了解家庭成员的观点,通过移情去理解他们的现状。当治疗专家与整个家庭成员会面时,便开始着手参与到家长中去,而此时的家长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他们需要治疗,并询问为什么他们需要持续出场。治疗专家首先要试图了解父母并且表示对他们的喜好感兴趣。然后,治疗专家要聆听家长对于发生了什么和需要发生什么的看法,这样便可建立治疗专家和家长之间的初始联系。接下来,治疗专家会联合欺侮者。为了强调治疗专家对欺侮者的关注,也向家庭发出一个信息,即治疗专家关注的是正在发生什么。而后,治疗专家还会联合其他家庭成员,这样是为了强调家庭参与和合作的重要性。联合所有家庭成员是使用边界标记与打破平衡等技术的先决条件,不足或无效的参与可能会导致家庭或某些家庭成员中断治疗。治疗专家在阶段一中也可能会使用到“边界标记”。史密斯(Smith)等人的研究指出:“在家里有威信的家长通过传达温暖和爱,设置适当的限制,用非体罚的方式去纠正孩子们的不当行为,可以保护孩子免受与欺侮有关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的侵扰。”[2]对于孩子的教养,家长可以设置一些适当的限制。例如,家长们可以协商议定家规以及奖惩的方法。这些界限有助于削弱欺侮者把挫折感发泄到他人身上的冲动。当欺侮者认为父亲比母亲拥有更大的权力时,治疗专家就应该使用“打破平衡技术”来与母亲组成一个暂时同盟,如特别地向母亲询问关于欺侮者的问题、个别地会见母亲。这将改变家庭中现有的权力差异,让母亲在父亲和其他家庭成员、最重要的是在欺侮者的眼里变得有影响力。当然,最终治疗专家必须重新联合所有的参与者,以恢复他们的支持和信任感,并重建模式执行子系统。

  在阶段二中,治疗专家将分别会见父母和欺侮者。治疗专家将和父母们一起使用陈述性治疗模式(Narrative Therapy)中的“行动问题描述”(Landscape of Action Questions)和“意识问题描述”(Landscape of Consciousness Questions)。由于有欺侮行为的孩子通常被家长和学校贴上“问题儿童”的标签,因此,把问题具体化对于将接受治疗的孩子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在与父母的单独会面中,治疗专家将通过“行动问题描述”和“意识问题描述”重构父母的故事。当欺侮者的父母比较专横但又不自信时,“行为问题描述”将用以确定他们能自信地教育孩子的次数。例如,治疗专家可能会问这位家长,“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即当欺侮问题成为主要问题的时候,你能够用自己自信的教养方式去阻止它?”像这样的“行为问题描述”可以让家长注意到他们能够控制事态的次数,同时也可帮助他们看到自信的积极效果。

  很可能学校和其他人讲的故事主要是说家长没有对孩子造成好的影响,那么行为问题的描述将着重强调成为一个好家长的经历,如“您什么时候曾用某种教养方式改变了您的孩子的行为”。治疗专家还会帮助家长去认识孩子的独特性,并引导家长据此思考管理孩子的办法。一旦家长开始确定并使用命令式的教育方式去解决问题时,那么治疗专家就会提出如下的“意识问题描述”:“您怎么知道这是正确的教育方式呢?”这有助于家长反省他们的教育方式,并且能教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权威性的教育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技巧。

  有欺侮行为的儿童经常会因为引起争端而受到同学和老师的指责。因此,在与欺侮者单独会面时,治疗专家首先会把欺侮者的问题具体化。例如,一开始治疗专家会把欺侮行为标记为一个问题,然后让这个孩子去命名这个问题。例如,假设这个孩子把这个问题命名为“叛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叛逆曾经是怎样控制了你的生活的”,在将问题具体化的过程中,这样的提问通常是很有效的。

  在问题具体化后,治疗专家就会通过行为和意识问题描述来解构主要的欺侮故事,放大克制的故事。通过行为问题描述,如:“你什么时候能够控制这种叛逆并不让它伤害其他人?”以强调克制自己成为一个好孩子的故事。一旦孩子开始确定并实施问题的解决方法后,治疗专家就可以实施“意识问题描述”了。如,“如果说你能够战胜叛逆,这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提问可以帮助孩子认识到他拥有解决欺侮行为问题和其他问题的专门知识,从而形成更强的自我概念。这些问题还可以帮助孩子们看到自己是有能力的个体,从而充实内心的力量。

  在阶段三中,治疗专家将继续使用叙述性疗法,帮助孩子和家庭确认他们的独特成果(outcomes)。比如,治疗专家可以在家庭成员都在场的情况下问家长,“你们是怎么帮助孩子克服欺侮行为的?”要注意的是,治疗专家要避免使用“欺侮”这个词,这样是为了避免给孩子贴上标签,让他们重新回到曾经的欺侮故事中。治疗专家将通过“行为问题描述”来巩固治疗的效果,如“到目前为止你们是如何克服欺侮行为的?”或者其他问题:如,“你们将如何作为一个家庭齐心协力地去塑造你们的美好未来?”这样的问题可以强化经过重构的家庭故事,这个新的家庭故事将成为未来的参照物。最后,治疗专家会向他们的新家庭故事表示祝贺。

  在最后的治疗会面中,整个家庭将会获得一个见证他们共同努力和进步的证书,以此来纪念家庭成员在处理欺侮问题时表现出的团结和力量。改变后的欺侮者(儿童)也会特别地授予一个战胜欺侮的证书。这个证书将继续肯定孩子自己重塑的新生活,并且使他们能够持续地表现出积极的行为。此外,治疗专家也可以给那些重新找到“身份”的孩子们颁发一张“出生证书”或者为他们之前的欺侮行为颁发一个“死亡证书”。出生证书会赞扬并强化孩子对于在学校中与他人积极互动的认同,需要明确的是死亡证书是为了庆祝以前的欺侮行为的终结,而不是孩子的死亡。出生和死亡证书的概念都体现了“边界标识”和“问题具体化”的方法。如,出生证书标志着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意味着创造了一个与孩子以前的欺侮行为完全不同的新形象。死亡证书则通过“埋葬”欺侮,使孩子远离欺侮问题。这些证书作为一种恒久的物理标记,代表着孩子们的“新故事”,将帮助孩子们巩固自己的改变。

  二、学校层面的干预体系:PEACE及其绩效

  "PEACE"是澳大利亚学者斯蒂克思(Sticks)开发的一套校园欺侮防治体系,已经在澳大利亚和许多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这个项目已经发展到了第三版。"PEACE"是准备(Preparation)、教育(Education)、行动(Action)、复制(Coping)和评估(Evaluation)首字母的缩写,它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应用资源(Practical Resources),如政策样本、申诉程序和课程计划等,这些资源的具体内容可在http://www.caper.com.au网站上获取。本文在这里着重介绍的是其基本操作过程和背后的支撑理念。

  在理论上,它运用了系统思想的基本原理,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理解校园欺侮行为,认为校园欺侮问题是嵌入在各种关系中的。宽泛地理解,整个干预包括“第一阶段”的改变,即陷入欺侮——被欺侮圈中的个体可能都需要掌握一些新的技能,如被看成是“坏”学生的欺侮者需要控制和转变,而受害者则需要给予帮助和保护。如果对这种情形的描述是准确和有建设性的,并且实际上学生确实完全需要获得某些新的技能,那么“第一阶段”的干预,在整个干预计划中就占据了一席之地。当整个干预系统开始变化时,“第二阶段”的改变也就开始了。从不同的角度深入探究欺侮问题,将有助于学校修正自己对欺侮行为的态度、理解和信条。通过转换焦点、从更具系统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学校系统将发生全面的变化:与其关注改变欺侮者的“坏”行为或问题行为和“帮助”受欺侮者,不如更多地关心(学校)系统中助推或阻止欺侮行为的人际关系、个体角色、彼此互动以及交流沟通等。当学校系统自身开始改变或重组时,“第二阶段”的改变也就出现了。

  在进入"PEACE"的过程之前,项目策划人将向学校负责人询问当前学校针对欺侮问题采取的措施和行动,然后结合每个学校的特殊需要与实际情况设计具体的干预计划。这些问题通常如图1所示[3]:

  图1 了解当前学校反欺侮行动现状的流程图

  在项目实施前,还需要了解学生欺侮行为的现状,因此还要为学生制定相应的调查问卷。学生调查问卷主要收集如下信息:(1)学生人口统计信息,包括姓名、年龄;(2)与学生校园欺侮体验相关的问题,如面对校园欺侮行为的安全感受;(3)学生对学校干预欺侮行为相关措施的了解;(4)学生自己应对欺侮行为的自我行动,如知道发生欺侮时在学校里该向谁求助。当然,也可以问及学校欺侮行为的频次变化情况。当所有的情况基本了解后,就可以实施"PEACE"项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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