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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历程与增长路径比较分析
2019年12月17日 10:16 来源:《理论视野》2019年第11期 作者:李瀚林 李兴山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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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七十年伟大历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3%增至2018年的16%,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处于最好时期。将新中国70年的快速增长事实置于整个增长历史长河中,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未来之路。基于对投资驱动型增长路径、劳动驱动型增长路径、终端产品消费驱动型增长路径和创新增长路径的比较分析认为,经济增长未来之路在于创新是必然选择且任重道远。
 

  【关键词】70年 经济增长 增长历程 增长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9)11-0060-08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9.11.009

  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深刻、长远;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深切、聚焦。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已由建国初期最为贫穷的国家转变为人均GDP近万美元的中高收入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1952年至2018年,中国GDP从679.1亿元大幅跃升至90.03万亿元,实际增长174倍;人均GDP从119元提高到6.46万元,实际增长70倍;据IMF的测算,中国经济增长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近30%的增量。70年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70年的伟大历程,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教训;70年的辉煌成就,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步实现从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变。70年后再出发,要总结好、展示好、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历史成就,同时也要看到潜在的风险和挑战。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开始下移,从2008年的9.7%下降至2018年的6.7%。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在这一转向阶段经济增速已不是最重要的了,更为注重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那么未来中国如何能够实现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和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呢?习近平给予了很好的回答:“推动高质量的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要坚定不移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将70年的伟大历程置于整个历史长河中,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今中国经济的成长成就,探寻未来增长路径。
 

  一、中国经济增长历程 

  (一)古代中国的领先

  如今中国已是仅次于美国的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在2030年或者更早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1]。这对中国来说确实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并不新奇。在长达千年的前现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统一连续的强大国家。根据澳大利亚学者郜若素和宋立刚的研究“早在两千多年的汉朝时期,长安就在城市面积、人口数量、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方面与同时代位于亚欧大陆的罗马帝国并驾齐驱”[2]。法国经济学家麦迪森在《世界千年经济史》中经过推算,认为汉朝的人均收入和同时期的罗马是不相上下。可是罗马帝国很快就分崩离析了,变成很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邦,彼此间相对独立,经济联系程度较弱。而汉朝(包括东汉和西汉)在长达四个世纪里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统一的国家,利于技术进步的缓慢积累,人口规模大幅度增长。依据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的观点: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是劳动分工,分工越细,生产效率越高,经济增长也就越快;而分工的程度依赖于市场规模。庞大的市场规模孕育了庞大的经济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对于货币的币值要求也越高,早在汉代高价值的黄金就可以作为货币来使用。“汉代黄金一斤值万钱,却无明文规定是货币。事实上却以货币形式流通于市场,但无特定的货币形制。用时是按重量支付,甚至要剪隔使用。所以它非货币,但都又当它是货币。”[3]

  自汉以后“远离战乱和政治统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逐渐积累和缓慢提高,人口增长消化了生产的周期性增长,因而从可持续的观点来看,人均收入增幅不大。这就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一个直到18世纪晚期以前,全球文明都遵循的增长方式”[4]。在这一传统的增长方式下,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是大一统的国家。庞大的市场规模,繁多的人口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规模。二是领先全世界的技术水平。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认为是火药、指南针以及纸张和印刷术这三项技术让欧洲走出了黑暗时代,殊不知,这三项技术都是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农业社会中铁器的使用被视为技术上的一大进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铁制品已广泛应用于农具、手工具、兵器和杂器,其中农具和手工具应用最广泛。汉代中国的冶炼铁技术已相当发达,据钱穆《中国经济史》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119年)政府在全国的冶铁工业区设铁官49处”。到东汉初年,中国已可以用生铁炒成熟铁或钢的新工艺了。钢的产量曾经被视为一国手工业的基础,也是手工业水平的标志。据研究表明:在公元1100年的宋朝时期,中国的钢产量已达到15万吨,是同时期整个欧洲钢产量的5倍多。三是活跃的市场经济。现代西方社会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私有制,土地的私有制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商品经济更是活跃,至宋代(公元1000年)在城市中已突破了市与坊的界限,且营业时间已不受限制。总而言之,在前现代社会,古代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技术水平也最为发达。直至182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总额仍高达32.9%,接近1 /  3。前现代社会,技术创新主要取决于人的经验性尝试错误,人口规模大,技术创新的概率也就大。再者,大一统的国家有利于技术经验的积累和延续以及推广使用。中国这些方面与当时的西欧相比人口规模更加庞大,疆域统一,社会稳定。所以,在前现代社会中中国具有很大的优势。

  (二)近代中国的落后

  18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欧。那么中国为何在近代落后于西欧呢?有学者从文化决定论角度分析,认为儒家的保守文化限制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而西方社会通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获得了新生。也有学者从产权保护的角度来讨论,西欧在近代社会建立了严格的产权保护制度,而中国在这方面是欠缺的。林毅夫认为,在前现代社会,中国是大一统的国家,人口众多;而西欧国家规模小,人口少,技术变迁速度远慢于中国。近代西欧崛起的最直接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蒸汽机和钢铁得到广泛的使用,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其本质是技术变迁速度加快。前现代社会,技术创新主要靠人们的试错经验,而工业革命的到来,使得依靠试错经验变为主动实验的发明创造。欧洲大量的主动实验,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中国的技术进步水平。伴随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兴起,西欧整体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式。“1820—1952年,除了以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5—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在其余时间里大都处于和平状态,在这期间,欧洲经济年均增长1.71%,人均产值年均增长1.03%”[5]。同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极其低,甚至负增长。根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王玉茹的研究,中国在1850年至1887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为-0.64%,人均收入增长率为-0.54%;1887年至1914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1%,人均收入增长率为0.3%;1914年至1936年是中国的黄金发展时期,国民收入增长率达到了1.45%,人均增长0.92%;1936年至1949年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都是负增长,分别是-2.4%和-2.87%。

  落后的经济加之腐朽的政治制度使得中国在中西方较量中屡遭失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先后向英国、日本、俄国等列强割让领土,出让治外法权,战争赔款,连象征国家主权的关税也长期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英国人赫德自1863年继任总税务司一直到1909年,一人担任此职位近50年)。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像西方国家的精英分子一样努力使自己的祖国走向自强之路,但是效果不佳。“在欧洲借助于科学实验的方式加速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同时,中国却在科举考试和传统的教育制度下不能形成自主的科学与工业革命,只能固守旧有的技术与生产水平在原地踏步,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6]。至1950年,按照当时国际货币来表示,中国的人均收入是614,而当时全世界最高的是美国为9573,英国是6847,中国仅为美国的1/15,英国的1/10。中国经济规模占世界的比重到1950年仅占全世界4.5%。

  (三)现代中国的赶超

  新中国建立以后,为了快速实现中国的独立自强,中国借鉴了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希望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完备自主的工业体系。有学者按照常规的统计标准衡量,1949—1978年,中国年均增长率在6%左右,这也可以说是长时期的较高速增长了。但是考虑到新增产值中变为投资的比重过大,这样的增长性质使得这种统计不能准确地衡量当时的经济增长水平。这一时期,经济的增长过分的集中于工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重工业领域;在资源分配方面几乎完全是按计划分配,鲜有市场分配资源;国际贸易占比小,微乎其微;生产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世界银行的统计表明,197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156美元,是当时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排名全世界倒数第四,连当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平均水平的1 /  3都不到。而同一时期,美国的人均收入是1.06万美元,德国是9446美元,法国是9221美元,日本是8221美元,英国是5976美元。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经济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GDP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03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 /  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的40年中,GDP的年均增长率达9.6%,而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78%,中国的年均增长率是世界的三倍多。2018年人均GDP为9900美元,已经跨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人均GDP从2000美元翻两番到8000美元仅需16年,而美国需要81年,韩国是20年,日本是17年,全世界平均是54年。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越来越大,美国GDP占世界的份额越来越小。根据IMF的测算,中国已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2018年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近30%的增量。

  (四)中国经济增长下移

  中国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这个奇迹会一直延续下去吗?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会呈现高速增长,但时间不会拖太久”。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有所下滑,从2008年的9.7%下降至2018年的6.7%,由高速增长阶段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国际上的一些学者悲观地认为中国将会跨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赤道几内亚、希腊、爱尔兰、以色列、日本、毛里求斯、葡萄牙、西班牙、波多黎各、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香港13个经济体先后进入高收入经济体”[7]。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经济体中只有韩国和日本人口超过250万。那么人口数倍于日本的超大经济体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呢?

  当我们回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经济体的日本和韩国会发现,它们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也存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日本战后得益于美国的援建和朝鲜战争的需求,在1953年完成了新一轮的工业化,至1973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约9%;1973年因石油危机,经济增长短期内陷入萧条,1975年至1990年,年均增长率下滑至不足4%,经济增长进入第二阶段;从1990至今日本进入所谓“迷失”的时代,年均增长率在1%左右。另外韩国经济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步入高速增长时期以后,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大约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至第二阶段,年均增速约为4%。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巴西也都存在经过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增速下行一个台阶。因此中国经济增长在实现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出现下滑现象似乎是正常的。关键是要弄清楚下滑的原因,会不会一直下滑?继而像日本一样进入“迷失”年代。

  对于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有的学者认为是短期的原因,如周期性、外部性的因素。林毅夫认为,“从2010年以后的经济增长下滑,更多的是外部影响,更重要的是周期性问题”[8]。他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复苏,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收入减少,势必需求疲软,这对出口占很大比重的中国经济来说是不利的。从国际大环境来看,短时期内,新型市场经济体的增速都在放缓,同时一些高收入经济体的增速也在下降。“短期内世界增长还会进一步下滑,可能在未来5至10年内很难恢复。”有的学者认为是长期的原因,如“人口红利”消失,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资本边际报酬率递减等。蔡昉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到人口红利的支持”[9]。2012年,随着人口红利“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的加速消失是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主要原因。韦森认为:“中国经济增速正在下移的原因在于,资本的边际回报率普遍下降,意味着整体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下移。目前中国经济大致相当于日本经济在1973年到1975年所面临的情形,即正在从高速增长时期转向中速增长期移位。”[10] 发改委经济所易信和郭春丽的研究认为,中国经济下滑的根本原因在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无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中国经济增长下移,下移已是事实。这一阶段经济增速已不是最重要的了,更为注重的是可持续的增长与增长质量。那么未来中国通过怎样的增长路径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呢?

作者简介

姓名:李瀚林 李兴山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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