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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若干建议
2021年02月08日 11:18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1期 作者:杨英杰 张启迪 朱家祯 字号
2021年02月08日 11:18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1期 作者:杨英杰 张启迪 朱家祯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外部需求

内容摘要: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外部需求

作者简介: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然而,部分海外媒体及国内学者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仍存在误读,对于外需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存在不足。通过对当前国家统计局基于净出口视角测算外需贡献率的方法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外需贡献率数据低估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新框架的测算结果显示,当前外需对经济增长仍有较大贡献。据此,政策建议:一是继续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二是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是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四是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重视经济安全。

  [关键词]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外部需求;对外开放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首都高端智库重点课题“后疫情时代培育首都经济发展新动能研究”(BZK-2020ZDB-02)。

  [作者简介] 杨英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张启迪,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高级经济师;朱家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学生。

  一、引言

  全球贸易在过去60多年大幅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50-2008年,全球贸易总额增长了7倍。在此期间,全球贸易增速是GDP增速的3倍以上。然而,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球贸易增速开始接近甚至低于GDP增速。[1]当前,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新常态。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迎来历史最长复苏周期,然而其复苏高度远低于过往周期。此外,美国经济还面临人口老龄化、全要素生产率放缓以及贫富分化加剧等诸多结构性问题,导致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进一步恶化。美国民粹主义不断崛起,社会内部矛盾加剧。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经济面临的困境归因于全球化,宣称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不平等手段掠夺了美国利益。为转移国内矛盾,特朗普政府从经济、科技、教育等诸多方面打压中国。

  国外学者较多使用经济民族主义来描述美国政府当前的政策。经济民族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1917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首次提出这一概念。[2]经济民族主义认为,将经济与外部影响隔绝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都有好处。经济民族主义淡化互利共赢理念,强调国家间竞争,认为只有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赶超才能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因此,需要实施一系列政策在世界市场中保护国家经济。经济民族主义提出以下政策主张: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二是外商直接投资保护主义;三是移民限制;四是拒绝多边主义。[3]相比于逆全球化,经济民族主义偏重于强调主权经济概念,因此也更加符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内核。不仅仅是美国,其他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民族主义迹象,例如英国脱欧、欧洲加强对外资并购的限制以及印度加大对本国产业的保护力度等都是经济民族主义不同形式的体现。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经济民族主义的出现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增速持续放缓,未来很可能进入长期低增长阶段;二是全球化引发贫富差距拉大,民粹主义上升;三是全球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已不适合未来发展需要,这是“治理赤字”的重要表现。

  着眼当前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也指出,要“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也至关重要。然而,一些海外媒体将关注点更多放在“国内大循环”上,担忧中国将停止对外开放。部分国外知名智库甚至将中国当前实行的政策称之为“经济民族主义”。也有人将“国内大循环”理解为“内循环”,认为“国内大循环”是“出口转内销”,甚至是“新型闭关锁国”,这些都是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尤其是国内大循环的严重误解。在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目的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统筹考虑内需与外需的关系。然而,目前对于外需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能仍然认识不足。进一步明确外需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对于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

  二、当前测算外需贡献方法存在一定偏误

  无论是官方机构、学术界还是市场机构普遍使用国家统计局的外需占比和贡献率数据来评估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家统计局测算外需贡献的方法是基于净出口视角进行测算。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内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绝对主导力量。然而从中国发展的现实状况来看,外需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容低估。无论是从外需给国内企业带来的直接利润贡献、对就业的拉动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大量引致消费和引致投资来说,外需对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然而,外需的重要性并没有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8-2019年,有7年时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2018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甚至低至-8.6%。如果从数据来看,似乎“闭关锁国”对经济增长更有利,然而这一结论显然违反常识。国家统计局的外需贡献率数据之所以与实际情况看起来不符,主要是因为国家统计局基于净出口视角测算外需贡献的方法存在缺陷。事实上,国内学术界早在2000年初就注意到国家统计局计算方法存在的问题,部分学者提出了与国家统计局不同的方法测算外需对经济的贡献,但出于种种原因并未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4] [5][6]目前来看,对基于净出口视角测算外需贡献的方法存在缺陷学术界已有共识。国家统计局测算方法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低估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国家统计局测算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等式,即GDP=消费+投资+净出口,其中消费、投资、净出口即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三个部分的变化量与GDP的变化量之比即为各自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国家统计局和主流市场机构多年来一直使用该方法来测算“三驾马车”的贡献率。然而,上述测算方法本质上是对GDP核算方法的误解。净出口仅具有统计意义,不完全具有经济意义。[7]净出口是基于国际收支视角的核算方法,主要用于核算经常账户流入情况。而从对GDP贡献的角度来说,用净出口代表外需则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出口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真实生产,而进口则不同,既包含用于出口的进口,也包含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进口。换句话说,净出口数据不仅从出口中扣除了用于出口的进口,还同时扣除了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进口,而这两个部分与出口毫无关联。因此,将净出口视为外需显然是不合理的。由于净出口数据从出口中扣除了与出口无关的进口,使得该种测算方式大大低估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表1 基于新框架2000-2020年上半年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情况

  数据来源:GDP现价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其余数据为作者根据计算整理。

  (二)高估了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基于净出口视角测算“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由于外需中多扣除了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进口,导致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中少扣除了用于消费和投资的进口,使得消费和投资贡献率的测算值比真实值要大。从理论上来说,测算消费和投资贡献率时扣除与之相对应的进口十分必要。最终消费支出中包含进口消费品,如果不扣除与之相对应的进口,就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即本国各部门消费了与国内生产无关的产品,却对本国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同理,在测算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也应扣除与之相对应的进口,否则也会产生投资了与国内生产无关的产品,却对本国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的矛盾。

  (三)进口对于经济增长也有很大作用

  如果单纯基于国民经济核算等式来看,似乎进口越多对经济增长越不利,其实则不然。进口本身并不会对GDP有任何直接影响,但具有间接正向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进口是一国参与全球分工的必要环节。进口的中间品越多,说明其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也就越深,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二是进口可以突破资源束缚。通过进口本身不具有的各种资源,可以生产自身不能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更大程度上参与全球分工并创造更大的价值。三是进口可以创造有效需求。通过进口国外的新产品可以培育国内需求。当需求达到一定规模时,国内厂商会试图生产类似产品满足这类需求。外国厂商也可能会在该国设立企业生产该种产品,从而对经济产生拉动作用。四是进口可以促进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通过进口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既可以提升本国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又可以通过对国外技术的吸收和消化以及先进设备的模仿和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促进经济增长。

  三、新框架测算结果显示外需贡献依然较大

  (一)基于新框架对外需贡献的测算过程

  为了更加准确地测算外需对经济的真实贡献,结合现有文献,有必要对传统框架测算“三驾马车”贡献率的方法进行修正。我们可以将总进口按照用途拆分为与消费对应的进口、与投资对应的进口和与出口对应的进口。根据这一思路我们对内需和外需重新进行测算。由于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中并没有将出口按照三大需求进行细分,在此我们使用进口(加工贸易)来代表与出口相对应的进口部分,这样外需=出口-进口(加工贸易),内需=GDP-外需。根据新框架我们可以测算出外需的真实贡献(见表1)。

  我们将新框架的测算结果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低估了外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和对中国经济的贡献。2000-2019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外需占比的平均值为3.41%,外需贡献率的平均值为-2.22%。而新框架下的测算结果显示,外需占比的平均值高达14.49%,外需贡献率的平均值高达16.82%。相比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新框架下的外需占比和贡献率都更加符合常识判断。

  此外,基于新框架的测算结果还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自2000年以来外需占比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加入WTO之前,中国经济相对封闭,内需占主导地位。2000年初内需占比高达87%左右,外需占比只有约13%,外需贡献率平均在30%以下。加入WTO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外需占比快速提升,2007年达到顶峰,至23.04%,外需贡献率在2006年达到顶峰,至34.81%,此后外需占比和贡献率均持续下降。第二,当前外需占中国经济的比重依然较高。2019年外需占比为14.49%,并且自2016年以来一直较为稳定,平均在14%-15%之间。横向比较来看,2019年外需占美国经济的比重为7.68%,低于中国。第三,2018年以来外需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显著提升。由于对东盟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出口增长较快,2018年以来外需增速大幅提升,外需贡献率由2017年的1.29%大幅提升至2018年的21.98%,改变了2016-2017年的疲弱态势。2019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外需贡献率降至5.61%。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外需增长变为负值。然而,由于中国疫情很快得以控制,复工复产速度极快,防疫物资出口大幅增长,机电产品出口非常稳定,使得二季度出口增速快速回升,外需贡献率大幅升至32.48%。鉴于目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预计外需的高贡献率至少能延续至2021年二季度。

  (二)对内需作用应谨慎乐观

  基于新框架的测算结果,不仅表明当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低估了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也表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高估了内需的作用。展望未来,仍不能对内需作用过度高估。虽然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中等收入人群还将进一步扩大,消费增长前景良好,再加上城镇化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未来内需潜力巨大,然而要看到,当前居民债务负担较重,将对未来消费带来较大制约。目前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处于高位。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中国居民债务/GDP比率为57.2%,已经与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如果再加上住房公积金贷款以及其他民间借贷,中国居民杠杆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显然靠前,未来可能超过美国。若以居民债务/个人可支配收入指标来衡量居民部门杠杆率则更高,截至2019年末美国居民债务/个人可支配收入为98.8%,而中国已经超过100%。另外,居民部门还面临收入增速放缓以及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以上都将抑制消费增长。不仅居民杠杆率已处于高位,中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也居全球高水平,政府杠杆率空间十分有限。宏观杠杆率位于高位将对未来内需增长产生较大制约作用,因此不能对未来内需增长盲目乐观。

  随着国内疫情形势好转,消费和投资持续复苏,经济表现较好。然而,经济数据的边际改善更多源于前期被抑制内需的持续释放,而非经济动能的根本性改善。随着延迟消费和投资释放逐步衰减,再加上宏观杠杆率的制约作用,后续经济边际走弱是大概率事件。当前,中国经济还面临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人口老龄化加剧等诸多结构性矛盾,仅仅依靠内需难以化解各类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正确认知外需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努力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外需对于破解当前经济困局,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基于传统净出口视角测算“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结果显示,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显著上升,而外需多数年份为负贡献,致使一些学者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心应放在扩大内需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基于传统净出口视角测算“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理论基础存在逻辑错误,导致测算结果存在较大缺陷。净出口并非是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真实体现,既多扣除了与出口无关的进口,同时也忽视了进口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使得基于该方法的研究结论并不可靠,不仅高估了消费和投资等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也低估了外需在经济中的占比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测算外需贡献的新框架,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是占比都大幅高于传统框架。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后外需贡献有所下降,但依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2020年以来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这是当前中国经济能够企稳回升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外需对经济增长仍具有重要作用。有鉴于此,本文政策建议如下:

  (一)继续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一是降低居民债务负担。当前,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来看,中国居民杠杆率均已处于高位。因此,一方面要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以及居民贷款利率等多种手段进一步降低居民债务压力,另一方面要优化收入分配结构,稳步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二是优化居民支出结构。近年来居民杠杆率持续快速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居民支出大部分流向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对于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已经十分明显。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逐步降低房地产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这样才能持续提高消费占比,做大国内市场。三是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不能简单理解为内需层面规模上的扩张。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思想更在于“提质”,即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高国内供给的质量。只有供给质量不断提升,才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助力内需规模的扩张。单纯人为通过鼓励居民借贷增加内需等粗放型做法既不长久,也会带来其他风险。应进一步加快推进重点领域产品和服务标准建设,加强消费产品和服务标准认定,通过技术手段建立全过程质量追溯体系。对于产品和服务不达标的企业加大处罚力度,不断提高消费者消费国内产品和服务的比重。四是优化市场供给。一方面要针对有巨大消费潜力但供给仍存在不足的领域,如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持续扩大有效供给,发掘市场潜力,另一方面更需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通过深度参与全球竞争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紧跟世界技术发展潮流和产品发展趋势。[8]

  (二)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不能简单理解为内需规模的扩张。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思想更在于“提质”。目前国内市场仍然存在低端供给过剩、中高端供给不足的问题,尚无法有效满足需求并引领需求。未来应通过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减少低端无效供给,提高供给质量。只有供给质量不断提升,才能够更好地满足国内需求,助力内需规模的扩张。提高供给质量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一是持续推进技术进步,提升产业链水平,促进中国产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迁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二是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专业性强、产业融合度高、带动作用显著的特点,引领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提升;三是破除各类生产要素流动壁垒,持续推进户籍、养老、医保等制约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改革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四是努力改善民营企业营商环境,推动国有企业“竞争中性”原则落地,确保民营企业在各个维度同国有企业公平竞争,持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努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五是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

  (三)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验表明,持续加大对外开放、发展全球贸易对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十分有益。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维持高速增长与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密不可分,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对于经济发展都大有裨益。从国际形势来看,虽然目前全球经济出现了一定的逆全球化现象,但尚未形成主导趋势,多数国家依然愿意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从长远看,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协作,互利共赢是长期趋势。因此,不能因为极少数国家逆全球化就降低对外开放力度,搞封闭经济。当前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十分有利。一是可以依托国际市场满足和创造国外需求,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产品国际竞争力较强,未来出口潜力依然巨大;二是出口可以倒逼国内企业积极深度参与国际竞争,进一步提升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持续紧跟世界技术和产品发展趋势,加快企业转型升级;三是可以谋求更大市场空间,近年来中国外贸企业竞争力逐渐增强,产品出口结构持续优化,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市场有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生存空间;四是有助于外资进一步流入境内,助力国内产业链转型升级。总之,对外贸易对于提高经济效率大有裨益。尤其是在当前中国宏观杠杆率较高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对于破解国内经济面临的多重矛盾更加重要。没有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国内大循环既是脆弱的,也是不长久的。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作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应高举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旗,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降低贸易壁垒,实现与更多国家的利益融合,促进全球经济增长,这样才能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重要战略部署。

  (四)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重视经济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会停滞。继续深化对外开放是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部署的根本要求。然而,在开放的过程中势必将带来新的风险。随着全球地缘政治形势和经济金融形势日趋复杂,对外开放带来的风险也可能上升。因此,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维护经济安全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着力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炼就金刚不坏之身。维护经济安全需要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产业链安全。为了应对各种不确定性,维持关键产品产业链安全十分重要。未来一方面要加大科技投入,鼓励企业创新,提高核心技术的自主性和可控性,避免受制于人;另一方面要出台相应政策鼓励与国内关键产业链配套的国外企业在华设厂,进一步提升国内产业链的安全度。二是金融安全。随着中国金融业持续加大对外开放,国际资本流动日趋频繁,人民币汇率波动也将加大,给国内金融稳定带来挑战。未来要加强风险监测,及时运用多种手段平抑波动,引导市场预期。三是关键产品供应安全。当前,中国石油、铁矿石、大豆等大宗商品对外依存度依然较高。未来一方面要积极持续推进能源多元化,降低对石油的依赖,另一方面要加大战略储备力度,确保在国外断供的情况下仍能维持正常运转。总之,在深化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既要“放得了”,又要“管得住”,统筹好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的关系,这样才能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启迪. 全球长期贸易增速缘何下降?[J]. 金融市场研究, 2018(3).

  [2]De Bolle M, Zettelmeyer J. Measuring the Rise of Economic Nationalism[J].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19 (19-15).

  [3]McCorriston S, Sheldon I M. Economic Nationalism: US Trade Policy VS. BREXIT[J]. Ohio St. Bus. LJ, 2020(14).

  [4]林毅夫,李永军.必要的修正——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考察[J].国际贸易,2001(9).

  [5]沈利生,吴振宇.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3(11).

  [6]尹敬东.出口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个修正的核算框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6(5).

  [7]张启迪.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新框架的测算分析与启示[J].南方金融,2019(11).

  [8]杨英杰.COVID-19背景下的总需求冲击、经济波动与我国政策应对[J].行政管理改革,2020(7).

作者简介

姓名:杨英杰 张启迪 朱家祯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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