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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背景下的话语体系转换
2014年07月21日 00:34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字号

内容摘要:与此类似,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中国梦,也很好地将“国家”“社会”和“人民”整合起来,它强调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强调使每个人都有与祖国共同成长的机会,使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关键词:话语体系;治理;转换;权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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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社会”是马克思分析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就是借助权力建构的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指有别于政治领域的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生产领域。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决定国家”的基本逻辑,指出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国家来自于社会。马克思借助于“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依赖关系”,即国家脱离并驾驭着社会。人们依附于政治共同体,没有任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第二阶段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即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经济领域从国家的政治控制下解放出来,使得政治与经济相对分化,即形成了政治和经济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第三阶级是“自由个性”阶段,即国家回归社会。社会成为治理的主体,人民重新掌握组织生产和管理社会的权力。

  然而,在相当长时期里,我们总习惯于从“国家主导”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主导”话语体系背后的思维逻辑是:国家高于并控制社会。计划经济的实践又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逻辑。计划手段配置资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系组织整个社会生活,使得行政权力直接覆盖整个社会领域,形成社会对政府、民众对权力的一元从属或依附关系。从“国家主导”话语体系理解马克思主义且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引出行政权力至上的思想观念。行政权力至上并控制社会,抑制了社会的自主性和个人的自主活动。权力运作着重于对人的控制,而不是人的解放、人的能力的提升。这样的话语体系不可能给自由、平等、独立人格、创造个性等理念留下足够空间。

  事实上,马克思从来都承认资本主义将社会从国家解放出来的历史意义,它使得经济发展摆脱了人身依附、封建等级制度以及政治特权的束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的转型。市场、社会日益从高度集权的控制体系中脱离出来;国家和政府不再从微观上包办和干预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国家、市场和社会日趋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因此,在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立足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推进话语体系的转换。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治理”等理论,就契合了“国家—市场—社会”的新型社会结构。值得一提的是,社会治理论本身就是我们党着眼于“国家—社会”结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我们可从四个方面略作分析。一是社会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由过去政府一元主体变成多个治理主体。这就需要承认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二是社会治理主体趋向平等。在传统管理中,政府是主体,社会是客体,二者是“主—客”的主从关系;在社会治理中,它们都是主体,两者是“主—主”的平等关系。这意味着关系模式变化。三是社会治理手段更强调“上下互动”。 在过去的社会管理中,我们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力管制。而在新型社会结构中,社会治理需要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手段结合起来,且更加重视法治、民主和能力的手段。四是它有机地把国家、社会、公民结合起来。三者都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力量。与此类似,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的中国梦,也很好地将“国家”“社会”和“人民”整合起来,它强调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强调使每个人都有与祖国共同成长的机会,使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执笔人:唐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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